2002年11月的赣南，天气已经凉了下来。

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赵建国，那天难得清闲。案子刚办完一个，手头暂时没什么急事，他就穿着便装在街上溜达，想着透透气。

干刑侦这行二十多年了，赵建国早就习惯了没日没夜地奔波。年轻那会儿，为了蹲一个嫌疑人，能在草窝子里趴一宿，蚊子咬得满脸包也不敢动一下。现在岁数大了，腰不行了，蹲一宿第二天就直不起来。可这行干久了，有些东西是刻进骨子里的，改不掉。

比方说，那股子敏感劲儿。

走在街上，他习惯性地观察周围：对面走过来的人，眼神往哪儿瞟；路边蹲着抽烟的，手里拿的什么烟；巷子口停着的摩托车，车牌是不是本地的。这些细节，别人看不见，他能看见。不是刻意看的，是眼睛自己就往那儿去。

走着走着，碰上个熟人。

“哟，赵队！”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冲他招手，是邻村的老陈，以前办过案子的线人，后来没啥联系了，但见了面还算热络。

赵建国停下脚步，掏出烟递过去一根：“老陈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忙啥呢？”

“嗨，能有啥忙的，种地呗。”老陈接过烟，凑过来点着火，嘬了一口，“赵队，你今儿个咋有空溜达？又办大案呢？”

“刚办完一个，歇两天。”赵建国自己也点上烟，蹲在墙根底下，“你们村最近咋样？都太平吧？”

老陈也跟着蹲下，咂摸咂摸嘴：“太平倒是太平，就是前两天出了个怪事。就咱们隔壁那个村子，有个姑娘刚办完喜酒，晚上人就没了。”

赵建国夹烟的手指顿了一下。

“没了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死了呗。”老陈压低了声音，往四周瞅了瞅，虽说街上也没几个人，但他还是习惯性地神神秘秘，“就结婚那天晚上，在新房里摔了一跤，就这么摔死了。”

赵建国眉头拧起来了：“摔死的？怎么个摔法？”

“听说是喝喜酒喝多了，站不稳，一头栽地上，磕着了。”老陈摇摇头，“你说这事儿邪不邪门？大喜的日子，人说没就没了。”

“多大岁数的姑娘？”

“二十出头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反正是个小姑娘。身体好着呢，平时在地里干活利索得很，挑水劈柴啥都能干，没啥毛病。”

赵建国把烟头摁灭在墙根上，心里的警铃已经响了起来。

新婚之夜，喝多了酒，摔了一跤，摔死了？

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对劲呢？

他是干刑侦出身的，这些年经手的案子多了去了，杀人案、抢劫案、投毒案，什么样的案子都见过。直觉告诉他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一个年轻姑娘，身体健康，怎么就摔一跤能把人摔死？摔哪儿了？怎么摔的？谁看见了？摔的时候有没有人在场？摔完之后有没有及时送医？

这些问题，像一串问号，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。

“那姑娘送医院没？”赵建国追问道。

“送了送了，听说送到县医院去了。”老陈挠挠头，“她那个对象还是个大医院的医生呢，在深圳，研究生毕业，人家可是主任医师。可牛了，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命好，嫁了个金龟婿。”

“什么时候摔的？”

“听说是下午五点多。”

“什么时候送的医院？”

老陈想了想：“好像是晚上十二点多吧……对，半夜送的。我听他们村的人说的，说是折腾到半夜才送去的。”

赵建国心里咯噔一下。

下午五点多摔的，半夜十二点多才送医院？这中间隔了七个多小时。

他那个对象不是医生吗？深圳大医院的主任医师，怎么着也该比咱们县城的医生懂得多吧？自己媳妇摔昏迷了，他不着急？他不知道危险？这七个小时里，他都在干什么？

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

赵建国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：“行，老陈，我先回去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”

老陈还没反应过来，赵建国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。

回到局里，赵建国没歇着，直接进了办公室。

他翻出通讯录，给几个老关系打了电话，问了一圈，把情况摸了个大概。死者姓钟，小名叫阿珍，那年二十三岁。娘家在岭背镇那边，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一个姓李的小伙子。李某人现在在深圳工作，是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，研究生学历，在村里算是很有出息的人了。

11月20号办的婚礼，当天晚上出的事，21号凌晨三点多在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信息，然后敲了敲桌子。

“小李，小王，进来一下。”

两个年轻刑警推门进来。小李叫李建国，小王叫王海波，都是队里的骨干。

“有个案子，咱们得查一下。”赵建国把情况简单说了，“你俩各带一个人，兵分两路。小李，你去事发村子走访，找死者家属，找邻居乡亲，把情况摸清楚。小王，你去医院，找当天接诊的医生护士，把抢救过程问详细。记住，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，哪怕是个标点符号，也要给我记下来。”

小主，

“是！”

两路人马很快出发了。

赵建国坐在办公室里，点了根烟，盯着墙上挂着的于都县地图。那个村子的位置，他用红笔圈了出来。偏远的山沟沟里，交通不算方便。一个深圳回来的大医生，娶了个本地的农村姑娘，听着像是励志故事，可这故事的后半截，怎么就那么不对劲呢？

他想起自己办过的那些案子，有多少是表面看着风平浪静，底下却是暗流涌动。人心这东西，最难测。

第二天下午，两路人马陆续回来，信息汇总到他办公桌上。

李建国先开口：“赵队，我们走访了一圈，问了不少人。死者叫钟阿珍，23岁，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念书，在广东打过几年工，后来回家务农。男方叫李××，26岁，小学初中跟阿珍都是同学，后来考上高中，又考上大学，念了研究生，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工作。俩人应该是谈了好几年对象，今年才张罗结婚。”

“女方家属什么态度？”

“女方父母挺伤心的，老两口哭得不行。他们说法跟咱们听说的差不多：结婚那天下午，阿珍喝多了酒，在婚房里摔了一跤，摔得不轻，昏迷不醒。后来送到医院，没抢救过来。”李建国顿了顿，“但是，我问了几个细节，发现不对劲的地方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第一，出事那天下午五点多，阿珍在婚房里昏迷之后，她妈和她姐当时就要打120，但新郎拦着不让打。新郎说他就是医生，知道情况，说阿珍就是喝醉了，睡一觉就好。后来是家里人逼得没办法了，他才打的电话。可这电话打出去，他跟120说的地址不是自己家，是离家五百米远的中学。”

赵建国眼神一凛：“中学？”

“对，那个村子我去看过，新郎家的位置在村东头，门口有条路能直接开进去。但他报的地址是村西头的中学，两个地方隔着五百米，还得绕一段路。120救护车开到中学门口，左等右等等不到人，以为是被耍了，又给开回医院了。后来是家里人再催，他才又联系医院，这回才说清楚地址。等救护车再来，把人接走，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。”

“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二点，七个多小时。”赵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下，“这是故意拖延时间。”

“第二，到了医院之后，新郎一直误导医生。”王海波接过话头，“我找了那天晚上值班的急诊科医生，姓刘，三十多岁。刘医生说，新郎一到医院就亮明身份，说自己是深圳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，然后跟他说，他媳妇就是普通的摔伤，可能是压迫颈椎神经导致的昏迷，让医生按摔伤治疗就行。抢救的时候新郎一直在旁边，刘医生想做什么检查，他都拦着，说他懂，用不着做这个做那个。”

“刘医生怎么说的？”

“刘医生说，当时他也有点犯嘀咕，但对方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，比他资历深，他就没太坚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特别后悔。”王海波顿了顿，“还有，刘医生提到一个细节：死者被送来的时候，瞳孔已经收缩得很小了，跟针尖似的。他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因为颅脑外伤导致的昏迷，瞳孔应该是散大的。但他提了一嘴，新郎立刻说这是正常现象，让他别多想。”

赵建国的手指敲着桌面：“瞳孔缩小……法医那边怎么说？”

李建国接话：“我问过咱们局里的法医老张了。老张说，按照医学常识，颅脑外伤导致的死亡，死者瞳孔应该是散大的。只有镇静类药物中毒，才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症状。如果阿珍真是摔死的，伤的是脑袋，瞳孔怎么会缩小？”

赵建国站起身，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。

所有的疑点，都指向一个方向。

“第三，”李建国继续说，“阿珍从下午五点多昏迷到晚上十二点多，整整七个小时，新郎作为一个专业医生，不可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。但他一直跟家里人说‘没事，就是喝醉了，睡一觉就好了’，坚决不同意送医院。这期间，家里人急得团团转，他一点都不着急，还劝大家别担心。”

“第四，”王海波翻开笔记本，“阿珍死了之后，新郎当天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他跟他妈说要去处理点事，然后就走了。后来女方家属想尸检，他还专门打电话回来反对，说人死为大，别折腾了，让死者入土为安。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，电话也打不通了。”

李建国补充道：“女方家属现在也很犹豫。他们本来想同意尸检的，但新郎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，说什么‘你们要是尸检，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’，‘人死了还要挨刀子，你们忍心吗’之类的话。女方父母本来就没主意，被这么一说，更拿不定主意了。”

赵建国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：“向局里汇报，申请成立专案组。这个案子，得查到底。”

11月22号上午，赵建国带着专案组的人，再次来到县医院。

这一次，他们是来找法医的。

小主，

县医院的法医老张，干了三十多年，经验丰富，在赣南这一片都很有名。他看了阿珍的尸体，又看了抢救记录，皱着眉头想了很久。

“赵队，这事儿不对劲。”老张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，“我跟你交个底，这姑娘的死因，绝对不是摔伤那么简单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你看，”老张指着尸体，“颅骨没有明显骨折，脑部没有大的出血点，这种程度的摔伤，按理说不至于致命。而且她瞳孔收缩的程度，太厉害了，这是典型的中毒症状。我怀疑，她体内可能有大量镇静类药物。”

“能查出来吗？”

“能，但需要时间。”老张说，“得提取胃内容物、血液、肝脏组织，送到省里去化验。毒化检验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，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。”

赵建国点点头：“那就做。不管多久，我们等。”

当天下午，在征得女方家属同意后，法医对阿珍进行了尸检，提取了相应的检材，送往省城南昌的实验室进行毒物化验。

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

赵建国带着人继续走访调查，一点点拼凑着这对新人的过往。

他们去了阿珍娘家，见了她的父母。

阿珍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五十多岁，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脸上沟壑纵横。提起女儿，他眼圈就红了，说话断断续续的。

“阿珍这孩子……从小就懂事，听话，干活利索。她念书念得不好，初中毕业就不念了，去广东打工。在外面吃苦受累的，从来不跟家里说，寄回来的钱倒是不少……”

“她跟小李是什么时候开始谈对象的？”赵建国问。

“就是小李上大学的时候。”阿珍的母亲接话，她比丈夫稍微能说一点，但说着说着也掉眼泪，“小李给她写信，写了好多信。阿珍也给他回。那几年，俩人写了得有好几百封信。阿珍把那些信都留着，压在箱子底下，没事就拿出来看。”

“小李家里条件不好，念书的时候没钱，阿珍在外面打工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每个月都给他寄钱。供了他好几年啊……后来他毕业了，工作了，当了大医生，我们寻思着，闺女总算是熬出头了。谁知道……”

老太太说不下去了，捂着脸哭起来。

赵建国心里沉甸甸的。

一个农村姑娘，把自己打工挣的钱寄给心上人读书，一等就是好几年。这份情意，该有多重？

可那个男人，就是这么报答她的？

他们又去了小李的老家，见到了小李的母亲。

李母是个精明的老太太，说话滴水不漏。一提起儿子，她就叹气：“我这儿子，从小就有出息，念书好，考上了大学，又考上了研究生，现在在大医院当主任医师。我们老李家，祖坟上冒青烟了才出这么个人才。他跟阿珍的事，我早就知道，也没反对。阿珍这姑娘，人不错，就是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没说下去。

“就是什么？”赵建国追问。

“就是……唉，也没什么。”李母摆摆手，“反正现在人已经没了，说这些干啥。”

赵建国没再追问，但心里有了数。

这老太太，藏着话呢。

12月3号上午，毒化检验结果终于从南昌送回来了。

赵建国拿着那份报告，手都在微微发抖。

报告上写得清清楚楚：死者钟某体内检出大剂量镇静催眠类药物成分，且不是单一成分，而是多种安眠药的混合物，包括地西泮、艾司唑仑、氯氮卓等，总剂量足以导致死亡。

法医老张在旁边解释：“赵队，这种混合用药的方式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普通人最多能弄到一种安眠药，剂量也不会太大。但这几种药配在一起，效果是叠加的，毒性更强。能拿到这么多药、懂得怎么配的人，只有专业医生。”

赵建国把报告拍在桌上：“行了，证据确凿。立刻抓捕李某。”

然而，要抓人，人却不见了。

阿珍死后，小李给家里留了一封信，说是“承受不住打击，要出去散散心，过段时间再回来”。然后就走了，再也没露过面。

警方迅速展开侦查。11月25号，案发后第五天，小李在赣州市火车站出现过一次，之后就消失了。他的手机一直关机，家里人也联系不上他。

抓捕组日夜兼程，奔赴深圳、广州、中山、佛山等地，走访了小李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，前前后后问了两百多人。

慢慢地，线索浮出水面。

有知情人透露，小李12月8号可能会回深圳，到他原来的住处取一些个人物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