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拍案反对：为什么要冒险去研发可能不被广泛适用的专用芯片？这不符合规模经济效应，而且失败的可能性很高。一位资深工程师在技术论证会上直言不讳。

有人顶力支持:通用架构的效率瓶颈已经显现，唯有革命性的专用设计，才能实现“方舟”计划追求的百倍千倍效能提升，这是“换道超车”的关键。

最后的主要障碍则来源于部门协同的“藩篱”。

如此庞大的项目，涉及发改委、科技部、工信部、中科院、军方以及地方等多个实体。

各部门虽有合作意愿，但固有的职责划分、审批流程和利益考量，形成了无形的“藩篱”。

协调会议开了无数次。

文件在各个部门间流转。

会签的进程缓慢。

到底由哪个部门主导？

资金究竟如何分担？

建成后的管理运维权属归谁？

这些问题看似微小和琐碎，却足以让一个宏大计划陷入停滞。

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则是千难万难。

但危机中同样孕育新机。

一场由决策层主持的小范围、高规格的专项汇报会提前开启了。

陆时羡受邀进行再次论证。

但这一次，他面对的听众更少，但决策权更重。